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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工平臺和企業用工模式合規研究
2020-11-13 15:39:00 來源: 作者: 【 】 瀏覽:72次 評論:0
 
提高勞動力使用效率就是靈活用工,但是靈活用工并不能適用所有的公司,所以需要知道如何靈活用工才不會被判定為“未簽訂勞動合同”,主要是從人身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等來判斷,例如不可對勞動者進行考勤、工作過程管理,只能對工作任務結果進行規定與約定,工資應按任務結算,15天之內發放一次等。本期,我們探討四個問題:
一、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攻略
今天我們針對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挑4個常見問題給大家解答一下
 
  劃重點:參保條件?
 
  A: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的城鄉居民(在校學生除外),可以按照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由個人繳納養老保險費。
 
  繳費基數及比例?
 
  A:如下表2018年繳費明細:
 
  靈活就業人員自愿選擇繳費檔次?多繳多得?怎樣辦理關系接續?
 
  A:在用人單位參加過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靈活就業人員,可在靈活就業地或戶籍所在地社保經辦機構參保繳費并按規定接續養老保險關系。
 
  B:靈活就業人員同一時間段不得同時參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已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靈活就業人員,參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后,其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關系由原參保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予以封存,靈活就業人員到達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法定退休年齡時,按照《人社部財政部關于印發<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的通知》(人社部發[2014]17號)規定辦理。
 
  在哪里辦理?
 
  A:靈活就業人員在戶口所在地的縣、區級社保經辦機構辦理參保繳費,按年繳納養老保險費。靈活就業人員累計繳費時間滿15年,即可領取養老金。
【問】靈活就業人員如何申請社保?
 
  【答】靈活就業人員享受社會保險補貼,必須按規定進行就業登記、以個體身份參加社會保險,按規定繳費基數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
 
  享受社會保險補貼的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規定繳費基數是:基本養老按上一年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100%作為繳費基數;基本醫療按上一年市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作為繳費基數。
 
  靈活就業人員必須按時繳納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兩項社保費后,每季度末(25日前)持本人身份證、戶口薄、《再就業優惠證》或《失業證》、就業登記證明及社保繳費憑證,殘疾人員還需持《殘疾人證》,到所在社區勞動保障工作站提出申請,具實申報繳費月數和補貼月數。
 
二、 對零工經濟有效征稅的探討
零工經濟不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現象,中國自古就存在各類零工以及分布于城鄉相對固定的零工勞務交易市場,但零工經濟作為一種經濟模式開始受到較多關注僅是最近幾年的事。受地域、時間、信息傳遞渠道的限制,傳統的零工行為只以藍領階層和體力勞動者臨時工作的形態出現,且局限于本地范圍內。隨著互聯網和新興科技的高速發展,點對點在線平臺(peer-to-peeronline platforms,以下簡稱“在線平臺”)通過開發創新的匹配算法,使用數字技術在非常分散的水平上同時跟蹤服務需求和勞動力供應,實現有效匹配。在線匹配不僅突破了原有零工模式的地域限制,也為有一技之長的群體提供了發揮自身優勢、實現自身價值的機會,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在線平臺從事基于項目或任務的工作,零工工作(gig work)作為一種新的用工方式在全世界流行開來。
 
  美國2009年首次將基于零工工作而形成的經濟模式定義為零工經濟,并指出這是一種依托在線平臺、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以服務項目為基礎、進而實現供需雙方高效即時匹配的經濟模式。零工經濟通常與有時限、由個人交付的服務相關(如送貨、家政服務或咨詢顧問服務),但很多情況下資產和服務也會一起提供(如司機駕車服務和汽車資產租賃一起提供)。勞動者根據自身的資源、技能乃至興趣愛好,更好地滿足了碎片化、個性化、即時性的勞動服務需求,不僅大大提高了勞動服務自由度,而且深刻改變了傳統的雇傭模式和勞動力市場。
 
  從稅收角度看,零工經濟的發展意味著新的稅源在舊有的經濟體系里醞釀成長。一方面,新興經濟業態創新發展的勢頭很猛,并不斷消融部分傳統行業,從稅收角度加以引導和規范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稅收領域對零工經濟缺乏足夠的關注、研究和主動介入,現行稅制體系落后于經濟業態的發展需求,稅收征管面臨無據可依的困境。特別是本文重點關注的零工就業者,相對于在線平臺而言,在稅法適用上不夠明確,管理制度上比較模糊,優化路徑尚不清晰,長此以往可能造成國家財政收入的持續流失,同時也對線下其他行業的發展造成了不公平。因此,構建與零工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稅收政策和稅收征管體系迫在眉睫。
 
  一、我國零工經濟稅收征管現狀及困境
 
  (一)現狀
 
  現階段在線平臺數量眾多,零工就業群體龐大,加上平臺交易的碎片化、虛擬化特征,使得稅務機關缺乏對個人收入的有效監控。同時,由于用工模式的特殊性,勞動力與平臺關系的模糊性,目前稅企各方對零工就業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缺乏統一認識,各地稅務機關在實際執行中也不完全一致。稅收不確定性為在線平臺的運營帶來隱性風險,部分在線平臺基于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和稅收法律法規的外在壓力,在各地稅務機關的支持下,開始對零工就業者的繳稅方式進行探索;以零工就業者為主要對象提供綜合服務的專業平臺也應運而生,幫助在線平臺解決靈活用工存在的合規風險,倒逼稅務機關提出相應的征稅解決方案以增強確定性。實踐中,稅務機關的解決方案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視同勞務采用勞務外包的征管模式。在線平臺出于人力資源成本控制的考慮,可能會規避社會保險費繳納等強制性規定,未與零工就業者簽訂雇傭合同,而通常以勞務外包方式,采用屬地化管理,由派遣公司對其收入按照工資薪金或勞務報酬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2.視同臨時生產經營委托平臺代征。平臺為零工就業者提供綜合服務,向接受服務的企業收取服務費,按規定全額開具增值稅發票,為零工就業者按照臨時生產經營支付其經營所得并代征稅款。稅務部門與平臺簽訂委托代征協議,將服務對象視為未取得營業執照而從事臨時生產經營的納稅人,委托其對服務對象的收入按月或按次代征增值稅,并按照1.2%的征收率計算代征個人所得稅。由于涉及的人數過多(個別平臺達到千萬級別),超過稅務委托代征系統的承載能力,平臺將采用“明細計算、留存備查、匯總申報”的方式代征稅款。
 
  3.推動零工就業者向個體工商戶轉化。平臺為使用零工的企業提供人力資源服務,通過打通市場監管、稅務等政府部門的數據接口,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等方式,簡化個體工商戶辦理流程,個人只需通過微信小程序,即可提交材料、快速獲得電子營業執照。將零工就業者轉化為個體工商戶的方式,可以享受國家相關免征增值稅的優惠政策,并按照生產經營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二)現實困境
 
  1.從零工就業者角度分析
 
  (1)零工就業者的身份問題比較模糊。目前從勞動法層面看,零工就業者與平臺之間的勞動關系不明確。如果認定平臺與零工就業者的關系為雇傭和被雇傭的勞動關系,用人單位就應該履行法律規定的強制性義務,如社會保險費的繳納、解除勞動關系的賠償等;現實中平臺大多極力規避構成這種情形。如果認定平臺與就業者的關系為勞務關系,平臺只需按照雙方約定的勞務合同執行,但這又與部分行業工作具有持續性、穩定性的實際情況不符。我國現行《勞動法》大致上使用全有或全無的方式認定勞動關系,零工就業者要么是被雇傭人員,要么是臨時勞務提供者,亦或是固定的業務分包商(個人獨資企業),每一種認定將面臨完全不同的稅收征收方式和政策適用。行為界定的模糊性帶來了稅收政策適用上的困難。
 
  (2)零工就業者納稅意識薄弱。一直以來,我國沿用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制度,使得公民整體的納稅意識相對較弱。對許多零工就業者而言,僅通過簡單的登記注冊后即開始提供服務,平臺很少對參與者進行相關納稅義務、納稅方式的宣傳,稅務部門目前的宣傳渠道也很難有效觸及這部分群體。部分零工就業者最初可能將自己的活動視為一種愛好,而非一項業務,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活動可能會增加,或者零工就業者會以此為生計,但其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納稅義務。
 
  2.從在線平臺的角度分析
 
  平臺在零工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樞紐作用——發布信息、收集信息、撮合交易等。如果稅務部門能有效利用平臺的資源和技術,稅收征管即可事半功倍。但據調查發現,基于自身發展的訴求不同,平臺對征稅行為的態度形成了消極應對、主動作為等不同情形。
 
  消極應對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平臺面臨的零工就業者人數眾多,合作方式各異,僅以平臺一方之力去判斷業務實質、建立征納關系需要消耗相當大的人力物力;二是對同行業競爭者有“類博弈”的心理,許多零工就業者往往在多個平臺同時任職,如果平臺有稅收上的要求,可能會削弱平臺的競爭力。
 
  一些平臺愿意在征稅上主動作為,但在實施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將所有類型零工就業者的個人所得稅都按照臨時生產經營的行為進行界定是否合理。畢竟部分零工就業者事實上與平臺建立了長期的合同關系,合同的條款是排他性、長期性的,這類行為不應屬于臨時經營的范疇。二是在線平臺是否存在扣繳個人所得稅的義務。平臺與零工就業者的合作模式不完全一致,如果提供服務的零工就業者為個人獨資企業,則應由個人獨資企業自行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如果零工就業者為自然人,則應“以支付所得的單位和個人為扣繳義務人”,但對于支付方是平臺還是第三方支付渠道,意見不一。
 
  3.從稅務部門的角度分析
 
  (1)納稅主體難以確定。零工就業者接入在線平臺僅需簡單的注冊,交易完成后即可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合作完成線上支付。若平臺允許使用昵稱進行注冊,未與作為自然人唯一納稅識別號的身份證號碼等進行關聯,則會使得零工經濟中的部分主體處于稅收監管的盲區。加上部分零工就業者存在多平臺注冊行為,對其真實身份的認定和年度綜合收入的匯算就更是難上加難。
 
  (2)課稅對象信息獲取困難。基于現有稅收法律法規,雖然稅務部門可以從位于其管轄范圍內的在線平臺獲取信息,但這些信息數量巨大,遠遠超出稅務部門的處理能力。同時,從隱私保護的角度,稅務部門對平臺數據的調查和抽取是否屬于合理范圍內,是否會引起第三方的隱私保護糾紛,目前尚無定論。
 
  (3)政策界定尚不明確。對零工就業者增值稅起征點的判斷是按次還是按月,是否可以短期的按次,長期的(如在平臺持續提供服務超過1個月)就按月征收?零工服務提供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給納稅期限的判定造成較多困擾。此外,相當多零工就業者并沒有類似“五險一金”的社會保險,其提供服務的成本費用難以有效計量。如提供企業LOGO設計服務的設計師,其電腦、軟件購買、電費等成本如何實現有效分攤,無論是作為自然人或個體工商戶,實際收益的界定都存在相當困難。
 
  (4)地方稅源無序流動。在平臺經濟模式蓬勃發展的趨勢下,在線平臺強大的集聚能力使其成為各地政府吸引稅源的必爭之地。若平臺將零工就業者全面視為個體經營者,使得個體經營者的注冊地址完全脫離實際經營地,可能會引起稅源的無序流動,并在地方政府之間形成財政返還和簡化監管等博弈,造成國家稅收收入的流失,對正常的稅收征管秩序產生沖擊。
 
  4.從國際稅收角度分析
 
  鑒于零工經濟對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重要性,各國均在鼓勵新的商業模式和避免扭曲特定部門競爭之間進行權衡,伴隨著在線平臺的國際化運行,國際稅收協調的需求將會愈發迫切。
 
  零工經濟面臨的國際稅收征管困局,相當程度上類似于數字經濟帶來的稅收挑戰——物理存在的缺失、居住地對價值創造的貢獻度降低、來源地更加多樣化等,對居住地和來源地稅收管轄權構成嚴峻挑戰,也對雙邊稅收協定中普遍采用的國際稅收協調模式造成了適用上的困難。各國在稅收制度及執行上的差異,也使跨境運營的在線平臺在登記注冊、盡職調查、申報扣繳等方面面臨多頭管理、多重規則適用的困難,導致合規及運營成本大幅上升。
 
  信息的充分掌握是零工經濟有效征管的基礎,目前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稅收信息交換主要源于雙邊稅收協定、多邊稅收公約、統一報告標準(CRS)等,但上述信息交換條款要么針對高凈值個人,要么針對跨國企業利用各國稅制差異進行的稅收籌劃努力,對涉及面廣、交易頻繁、單筆金額較小的零工經濟信息采集和自動交換尚未普遍重視。
 
  二、對零工經濟有效征稅的國際經驗借鑒
 
  (一)致力于個體遵從意識和能力的提升
 
  為使零工就業者意識到自身的納稅義務、提升自我申報的能力,美國國內收入局(IRS)在官方網站上設立了專門的“零工經濟稅收中心”(GigEconomy Tax Center)欄目,宣傳解讀零工經濟的涉稅問題,告知從事零工工作也負有納稅義務,并針對零工就業者和數字平臺兩類征稅對象,就申報納稅的程序和政策分別進行詳細說明,以幫助其正確計算稅款和填寫申報表。英國稅務和海關總署(HMRC)針對“在線提供服務獲取收入”(Income from selling services online)設立了專門的網頁,輔以咨詢熱線,對個人提供線上申報納稅指導,并通過一系列活動促進零工就業者的稅法遵從。
 
  (二)致力于與平臺的協同治理
 
  稅務部門可充分依托平臺以獲取零工就業者的收入信息并協助申報扣繳。各國稅務部門通常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從平臺獲取數據信息。一類是與在線平臺簽訂自愿提供數據協議的方式,平臺提供有關零工就業者的信息,直接扣繳通過該平臺提供服務的稅費。如丹麥政府已與公寓短租預定平臺“愛彼迎”(Airbnb)就交換丹麥租金收入信息達成協議。另一類是通過立法的方式強制要求在線平臺向其提供轄區內所有零工就業者且為居民個人的信息。如法國政府要求數字平臺從2020年起(即所屬期為2019年以后的收入)向稅務機關通報法國用戶收到的收入。
 
  鑒于個人平臺賣家數量龐大,且單筆交易金額較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稅收征管論壇(FTA)建議通過在線平臺進行稅款扣繳,并采用實時扣繳的方式,加強源頭治理,以解決不申報或虛假申報等問題,降低稅務機關的征管成本。美國國內收入局要求在線平臺必須滿足信息報告和預扣稅的備案和存放要求,對零工就業者進行正確分類(區分獨立承包人還是雇員),協助零工就業者履行其納稅義務。對屬于雇員的零工就業者,平臺負有代扣代繳稅款的義務。
 
  (三)致力于第三方信息的共享
 
  通過與第三方信息共享,有助于加強稅收風險分析及監控。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建立廣泛的涉稅信息共享網絡,以此作為稅源控管和稅收風險管理的基礎。美國通過使用統一的稅號將自然人納稅人的家庭結構、收支情況、財產狀況等信息調查清楚,同時與金融機構、海關、企業等構建良好的信息網絡環境,使得自然人納稅人的信息被完整、詳細地記錄,并處于嚴格的監控環境下。澳大利亞則對第三方向稅務局報送涉稅信息的義務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其報告主體包含銀行、海關、房管局、雇主及第三方平臺,并對不履行報告義務的第三方機構規定了警告、罰款等形式的處罰。據此,個人能夠選擇直接在個人所得稅申報表中預填信息,包括直接從雇主、銀行獲得的工資、利息等數據。
 
  (四)致力于國際稅收協調與合作
 
  為解決零工經濟條件下信息共享和平臺合規成本上升的問題,FTA建議各國稅務機構協調立場,與大型在線平臺談判協調,確立平臺對個人信息收集標準化的內容、格式。鑒于各國對個人隱私保護的狀況不同,立足信息報送的最低標準,既可確保稅務部門掌握足夠的信息,又可避免給平臺帶來過重的負擔或其他司法風險。
 
  三、對我國零工經濟有效征稅的對策建議
 
  對于零工經濟稅收征管體系的構建,應充分把握我國零工經濟發展的特點,立足稅收征管現狀,借鑒各國稅收征管的探索經驗,秉持包容鼓勵、循序漸進的原則,有創新性地嵌進融入,逐步在稅收政策、稅收征管、納稅服務、風險管理、國際合作等方面形成新的運行機制,為新業態的發展保駕護航、留足空間。
 
  (一)以降低稅負為導向界定政策適用
 
  明確政策適用是征管機制建立的基礎。首先要對政策設計的導向和基石予以明確:一是建議稅制設計以降低稅負為導向。零工就業者獲取的勞動報酬總體較低,不排除部分領域內少數人收入很高的情況,但工作不可靠、收入不穩定、無法享受社會保險等風險在零工經濟領域普遍存在,因此在稅制設計中應盡量減輕其稅收負擔。二是建議明確在線平臺和零工就業者的關系。在我國現行勞動法體系下,零工就業者低約束、無社會保險,將平臺與零工就業者雙方界定為勞務合作更為恰當。由此對零工就業者的經濟行為作涉稅判斷,主要涉及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
 
  1.增值稅
 
  針對零工就業者接單式運行模式,現行政策適用有兩點需要明確。一是納稅周期是按次還是按期。現行政策規定,以是否辦理稅務登記或者臨時稅務登記作為劃分的標準,即有稅務登記的都是按期納稅,依法沒有辦理稅務登記的,一般按次納稅(特殊情形下也可以按期納稅)。二是關于增值稅免稅政策的適用。對于按次納稅,現行政策規定每次銷售額未達500元的可免征增值稅,但對“次”的界定并不明確,實踐中較多采用了一天為一次的標準;對于按期納稅,月銷售額未超過10萬元(按季納稅的小規模納稅人為季度銷售額未超過30萬元)的,可免征增值稅。若按月計算,兩種方式在免稅額度上存在較大差異。
 
  因此,建議加強與各主流平臺的合作,對設計、研發、咨詢等收入較高、有發票開具需求的零工就業者,引導其辦理個體工商戶稅務登記,以按期納稅、便于發票開具;對外賣騎送、修理修配、知識分享等一般無需發票,且數量巨大、就業狀態不穩定的經營行為,盡管零工就業者未辦理稅務登記,但從征稅成本和支持培育稅源考慮,建議仍采用按期納稅方式,使其可以享受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月銷售額不超過10萬元免征增值稅的稅收優惠。
 
  2.個人所得稅
 
  由于零工就業者的成本費用較難劃分和列舉,屬于不能正確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情形,因此從低稅負設計、簡化征管的需求出發,對收入較高、有發票開具需求的零工就業者,建議引導其辦理稅務登記,使其成為個體工商戶后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征收個人所得稅,對其他零工就業者,建議免除稅務登記,適用臨時生產、經營的個人所得稅政策。
 
  雖然部分零工就業者基于興趣愛好開展的業務需要自備工具、自負盈虧,收入存在不穩定性,符合臨時經營的內涵,也有部分就業者以零工為職業,業務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似乎不太符合臨時經營的標準,但筆者仍然認為普遍適用臨時經營的個人所得稅政策是有效的。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一是在線平臺與零工就業者之間基本不存在雇傭關系,所得收入無法適用于工資薪金所得;二是在線交易具有一定的隱蔽特征,稅務部門很難判斷零工工作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三是對臨時提供的服務若按勞務報酬征稅,適用20%的比例稅率并有加成,稅負過高。雖然勞務報酬所得可在次年計入綜合所得進行匯算,但對低收入者,當年預繳的稅款仍會對其造成資金上的負擔,對收入畸高者,則面臨邊際稅率過高、需要大額補稅的問題,不利于稅收遵從度的提升和稅款的征收。
 
  (二)以平臺為依托構建協同治理機制
 
  社會治理模式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純的政府監管向更加注重社會協同治理轉變,構建多方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也成為零工經濟治理的必然選擇。
 
  1.基礎信息的收集:有效的身份識別
 
  自然人納稅人識別號是自然人辦理各類涉稅事項的唯一代碼標識。建議以此為基礎,強制平臺建立以居民身份證為核心的身份識別登記機制。具體來說,平臺可以在個人注冊登記時要求提供納稅人的身份證號碼、提供服務的類別、銀行賬號、支付寶賬號等信息,使零工經濟發生的每一筆交易能夠自動與唯一的納稅人識別號相關聯。
 
  2.交易信息的收集:充分的信息共享
 
  平臺的發展需要政府提供身份、信用等數據作為實現供需匹配、加強交易安全和信用保障、完善平臺治理等不可或缺的支撐,稅務部門對海量數據的整合處理需要平臺的協助。由于多頭管理、跨部門協同障礙以及對數據安全的擔憂,政府與平臺之間的雙向數據共享始終不太暢通。筆者認為,稅務部門應與各大平臺建立信息交換機制,收集零工就業者的交易記錄、收入情況,以便于后續的整合與分析。
 
  (三)以簡化便捷為核心搭建稅收征管機制
 
  征管機制的搭建應體現包容性,適應互聯網時代零工經濟稅收征管的新形勢、新思維和新方法,應以開放的視野、創新的思維,為新興業態的發展保駕護航。
 
  1.簡化登記程序
 
  目前,個體工商戶需要相應的生產經營場所作為注冊地址,而生產經營場所非零工就業者所必需,因此,將零工就業者向個體工商戶轉化需要突破現有稅收征管模式,允許零工就業者以虛擬的網絡經營場所申報成為個體工商戶,并簡化個體工商戶的注冊登記程序,全程網上辦理,減少遵從障礙。
 
  2.采用委托代征
 
  從美國國內收入局2016年公布的稅收缺口分析發現,當收入需要進行納稅信息申報時,納稅人的遵從度較高,而當需要預扣稅款時,納稅人的遵從度更高。以平臺作為扣繳義務人,對零工交易進行統一扣繳將是當前條件下降低稅收征收成本、提升遵從度的可能選擇。可借鑒集貿市場的稅收征管模式,由稅務部門與平臺協商簽訂委托代征協議,以支付委托代征手續費的方式提升平臺參與熱情。平臺可利用后臺數據分析,對零工交易涉及的稅費進行扣繳。
 
  3.簡化申報程序
 
  鑒于零工就業者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且個性化問題突出,采用現場人工辦理方式既不存在可能性也缺乏效率。對于選擇自行申報的零工就業者,目前的個人所得稅APP,實現了包括納稅申報、專項附加扣除填報、繳納與退稅等事項電子化,全面降低了自然人在納稅申報上的遵從成本。為進一步簡化申報,稅務機關可在身份識別的基礎上,通過后臺的大數據和云計算對每一個納稅人識別號所取得的收入數據進行采集、匯總,自動填列至個人所得稅APP,準確計算出納稅人年底應補繳或退稅的稅額。個人可以根據預填數據在線進行年度匯算,以減輕遵從成本,從技術上提升“互聯網+”時代下納稅人的遵從度。
 
  (四)以強化遵從為基礎構建宣傳輔導機制
 
  1.依托主流平臺進行針對性宣傳
 
  目前稅務部門的宣傳有一定覆蓋面但缺乏針對性,鑒于零工平臺的業務領域相對細分的現實,如出行、外賣、生活服務、醫療服務等,建議依托主流平臺,通過平臺與就業者間的電子信息交換渠道,對行業稅收政策及納稅流程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推送,以強化零工就業者的納稅意識,減少自行納稅申報的障礙。
 
  2.依托智能手段進行分類咨詢
 
  隨著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征收模式的實施,自然人納稅申報需要稅務部門提供專業的引導和幫助。面對數量龐大的零工就業者群體,原有的12366納稅服務熱線人工坐席已不能適應咨詢量迅速擴大的需求,稅務咨詢服務應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充分發展智能咨詢的作用,以無力負擔稅務中介費用群體為目標群體,圍繞稅收基礎知識以及稅收政策的涉稅風險點進行咨詢引導。對涉及業務較為復雜的零工就業者所需的稅收咨詢,應以其向涉稅專業機構購買服務的方式解決。對涉及納稅人的普遍問題加以總結并公布針對性的操作指引,及時公布稅收新政策的權威解讀和適用細則,可以形成宣傳咨詢的良性循環。
 
  (五)以深化合作為方向構建國際協同機制
 
  我國是平臺經濟大國,國內零工就業者眾多,也有大量非居民通過跨境平臺從事零工工作。因此,我們既要有主動推進的意識和擔當,積極參與應對零工經濟發展的規則制定,又要從國情出發,選擇有效的路徑和方式開展零工經濟國際稅收合作。建議立足于完善現有多邊情報交換機制和征管互助機制,將零工經濟的相關跨國交易信息納入情報交換的范圍,著力構建同時適用于境內及跨境平臺的信息報送和盡職調查機制,以降低制度性遵從成本;并將零工經濟相關稅收征管需求融入數字經濟課稅的研究中,借助數字經濟稅收征管的完善一并解決。
三、基于數字化平臺的零工經濟稅收管理
在傳統經濟中,打零工是一種常見的經濟活動,但并未形成規模,也不是稅收管理的重點。近年來,靠打零工或兼職增加收入甚至以此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越來越多,與互聯網平臺和數字經濟結合后又衍生出多種新的經濟業態,零工經濟(Gig Economy)已然成為國內媒體廣泛關注的經濟和社會現象。實際上,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建立在數字化平臺上的零工經濟就已經開始在全球流行,但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資源管理和勞動者權益保障等方面。直到201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了題為《共享和零工經濟:對平臺賣家進行有效征稅》(The Sharing and Gig Economy : Effective Taxation of Platform Sellers,以下簡稱《有效征稅報告》)的報告;2020年7月,OECD公布了《平臺運營商對共享和零工經濟中賣家進行報告的規則范本》(The Model Rules for Reporting by Platform Operators with respect to Sellers in the Sharing and Gig Economy,以下簡稱《規則范本》)和《行為準則:稅務當局與共享/零工經濟平臺之間的合作》(Code of Conduct : Co-operation between Tax Administrations and Sharing and Gig Economy Platforms,以下簡稱《行為準則》),表明零工經濟和共享經濟作為數字經濟的組成部分,開始成為新的國際稅收熱點。
 
  一、什么是零工經濟
 
  盡管OECD把零工經濟和共享經濟放在一起研究,但兩者的范圍并不相同。零工經濟是指個人在閑暇時間通過提供勞務(或專業技能)以獲得收入的經濟活動,共享經濟則是指個人臨時出讓財產使用權以獲得收入的經濟活動;前者提供的是“勞務”,后者提供的是“財產使用權”。當然,某些情況下兩者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賣方(Seller)有時候可能同時提供個人勞務和財產使用權,比如網約車平臺上的順風車司機,同時向乘客提供駕駛服務和私家車使用權。因此,本文所說的零工經濟,也包含了一些共享經濟的形態。
 
  零工經濟成為一種新的經濟現象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一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年輕人比他們的前輩更向往自由、靈活和創新,不愿意過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新經濟業態的蓬勃發展為青年人擇業提供了更多選擇,“斜杠青年”“U盤化生存”是這種擇業觀的最佳寫照。二是經濟下行趨勢疊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越來越多的人或者憑借專業技能、或者犧牲閑暇時間,通過第二職業補貼家用,甚至依靠打零工維持生活。三是各類數字化平臺繁榮興盛,與傳統經濟中通過發小廣告、口口相傳、社區網絡傳播相比,極大地減少了勞動力供求雙方的匹配成本。在以上幾個因素中,數字化平臺對零工經濟發展壯大具有關鍵作用,其方便、快捷、低廉的特性吸引越來越多的線下零工向線上遷移。
 
  對零工經濟的規模,目前還沒有完整準確的統計。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測算,2007年至2016年,以靈活就業為主要特征的“新就業”年均增長7.2%,是同期全國就業增長率的22倍,2016年我國“新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已經達到10.1%。2020年5月“全國兩會”閉幕后,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現在我國的新業態大概有1億人就業,零工經濟有2億人就業。另據研究報告預測,2025年全球各種在線人才平臺將創造7200萬個就業崗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2%。2017年一項調查顯示,零工經濟每年為美國經濟貢獻約1.4萬億美元,美國從事零工經濟的人口已占總勞動人口的35%左右,2027年這一比例預計將超過50%。在丹麥,2015年大約有17%的人口使用共享或零工經濟服務,有將近4%的人口提供此類服務。
 
  按照與數字化平臺關系的遠近,可將我國零工經濟分為四種運營模式:第一種是完全在線下進行。比如很多家政公司,仍然依靠傳統的朋友介紹或張貼、發放小廣告等方式招攬客戶,雇主和鐘點工在線下商簽合同,成交后家政公司向供求雙方收取傭金或中介費,雇主直接向鐘點工支付報酬。規模較大的家政公司可能擁有自己的網站,但只發布公司概況、員工簡介、營業地址、聯系方式等信息,商業活動仍然在實體店進行。第二種是主要在線下進行。供求雙方在數字化平臺上留下供給或需求項目、價格信息、聯系方式等,一方在數字化平臺上找到合意的信息后,通過另一方在平臺上預留的聯系方式商談業務,成交后在線下提供勞務、完成交易。這類數字化平臺大多處于市場拓展階段,一般不收取中介費,但要求需求方說明“是在某某網站看到的信息”,相當于把中介收入轉化為廣告費用。第三種是提供特定服務的數字化平臺。如經營外賣送餐、網約車等的數字化平臺,有意提供相應個人勞務的人員在平臺上注冊,需求方在平臺上下單,數字化平臺自動匹配供求;服務在線下完成后,需求方在數字化平臺上支付報酬,平臺從報酬中抽取傭金。第四種是綜合性數字化平臺。供方在平臺上注冊、繳納保證金、技術服務費,自行提供、展示各類與勞務有關的信息,需求方搜索相關信息并與賣家聯系,確定購買服務后將價款支付給平臺,服務完成后平臺將價款劃轉給供方,并按一定比率收取服務費。本文主要研究后兩種運營模式,即完全在線上進行的零工經濟。
 
  二、稅收管理面臨的機遇和風險
 
  蓬勃發展的線上零工經濟給稅收征管帶來了新的機遇。第一,零工經濟能夠帶來新的稅收收入。隨著兼職、打零工成為一種普遍的靈活就業方式,不僅新增就業人員自身可以帶來稅收收入,而且通過為其他行業提供輔助支撐、促進相關行業發展,也可以擴大傳統稅源。第二,數字化平臺促進零工經濟集聚,可以減少稅收管理的難度。傳統經濟中,打零工不成規模,納稅人人員分散、時間不定、流動性強,稅務機關很難掌握納稅人的情況。數字經濟背景下,資訊發達、成本低廉、方便快捷的數字化平臺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供需方入駐,一些租乘服務、外賣送餐企業建立了自己的網絡服務平臺,為加強零工經濟稅收管理提供了條件。第三,線上支付減少了現金交易,使稅收監管有跡可循。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進步使電子支付的手段更加豐富,越來越多的用戶開始使用第三方提供的互聯網支付、手機移動支付。相比傳統經濟中的現金交易,電子支付不僅能夠真實記錄應稅交易的金額,更有利于后續的稅務評估、審計和檢查。如果供求雙方通過互聯網平臺展示信息、搜尋目標、實現匹配、完成交易,提供勞務的全過程都將留下網絡痕跡。
 
  在帶來機遇的同時,規模迅速擴張的零工經濟也會增加稅收監管的風險。在傳統經濟中,零工活動游離于正規經濟之外,難以進行有效的稅收征管。數字化背景之下,零工經濟數量更多、范圍更大、成本更低,進一步加大了稅收管理的難度。其中的稅收風險具體表現為:第一,納稅遵從的風險。大量靈活就業人員可能不按稅法規定申報納稅。這有可能是部分靈活就業人員故意逃避納稅義務,也有可能是欠缺納稅知識,想遵從稅法卻沒有能力遵從。第二,化整為零的風險。發達的數字化平臺使企業不僅能夠共享資產,而且能夠共享員工。這就會產生一種新的經營業態——企業可以只保留核心經營資產和管理團隊,同時根據行業和自身景氣程度決定是否租用外部設備、雇傭臨時人員,從而實現經營規模很大而資產(人員)規模很小。為了減輕稅負,還可以進一步切分功能和布局,從一般納稅人轉變為小規模納稅人,從規模以上企業轉變為小型微利企業,盡享稅收紅利。第三,增加抵扣的風險。例如,企業向內部員工支付的工資薪金不能作為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如果企業使用外部零工提供相同的勞務,其支付的勞務報酬可以作為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從而在不增加支出的情況下減少了應納增值稅稅款。由于上述情況產生的不公平稅收待遇,可能誘使越來越多的傳統經濟形態轉向零工經濟。如果不能對零工經濟進行有效監管,維護公平的稅收環境,最終可能對國家稅收收入、經濟秩序、社會管理產生消極影響。
 
  三、OECD應對零工經濟的多邊稅收新規則
 
  2017年,OECD成立了一個項目工作組,開始研究協作經濟(Collaborative Economy)的稅收管理問題。2019年,OECD發布了《有效征稅報告》,提出了三種促進數字化平臺賣家納稅遵從的選擇:一是促進數字化平臺賣家自行申報;二是推進立法,要求數字化平臺向稅務機關報告信息或者代收稅款;三是推動實施多邊自動情報交換,共享數字化平臺和賣家的涉稅信息。同時,為推動國際合作、最大限度減輕數字化平臺和賣家的遵從負擔,OECD提出了三項建議:一是制定規范平臺、賣家和稅務機關的《行為準則》;二是繼續深入研究共享和零工經濟稅收風險的規模、不遵從行為的實質,以及促進遵從的政策選擇;三是為方便國際情報交換、減少數字化平臺負擔,開發數字化平臺報告信息的標準化模版。
 
  沿著2019年《有效征稅報告》規劃的路徑,2020年7月OECD發布了《規則范本》。《規則范本》的目標是建立高質量、標準化、多邊的數字化平臺信息報告新規則,主要從三個維度構建數字化平臺的報告義務:
 
  第一個維度,確定了需要報告的交易范圍。目前《規則范本》中需要報告的交易主要包括出租不動產(Rental of Immovable Property)和提供個人勞務(Personal Service)并獲得報酬兩類活動,其中前者屬于共享經濟,后者屬于零工經濟,隨著數字經濟新業態的發展,未來不排除再增加新的類別。就零工經濟而言,平臺需要報告的“個人勞務”范圍很寬,既包括適合線上提供的勞務,如家教、IT服務、數據錄入、撰寫文稿等,也包括只能在線下提供的勞務,如交通運輸、快遞派送、家務勞動、園藝綠化、房屋裝修等;既包括單個賣家或單個實體撮合的多個人員(如網約車)提供的勞務,也包括多個賣家共同或同時向一個買家提供的服務(比如一個買家把一張數據表拆分為幾個部分后請多個賣家同時處理),還包括一個賣家對多個買家提供的服務(如在線語言教學)。對混合銷售(同時銷售商品、提供勞務)行為,《規則范本》在注釋中也區分不同情形明確了報告的規則。
 
  第二個維度,界定了具有報告義務的數字化平臺運營者和需要報告的賣家(Reportable Seller)。《規則范本》中的數字化平臺是指可供用戶接入并允許賣家向用戶(Users)提供服務的各類軟件,包括網站、互聯網或移動應用,但不包括只提供支付功能的付款處理器、排列或展示相關服務的分類廣告板、向其他網站轉移用戶的線上聚合器(Online Aggregators)。數字化平臺運營者是與賣家簽訂合同,允許其使用全部或部分平臺功能的實體。通過簽訂合同,數字化平臺運營者能夠獲得賣家的姓名、地址甚至交易等信息,并根據《規則范本》要求賣家提供其他相關信息。如果數字化平臺運營者是報告國的稅收居民,或者雖然不構成報告國的稅收居民,但依照該國法律設立或者在該國擁有管理場所,就需要向該國履行報告義務;如果數字化平臺的賣家上一年度的總報酬額不超過100萬歐元,或者整個運營模式不允許賣家從報酬中獲取利潤,或者沒有需要報告的賣家,則無須報告。在數字化平臺上提供服務的活躍賣家,如果是報告國的居民,或者其出租的不動產位于報告國,或者其取得的報酬與位于報告國的出租不動產的相關勞務有關聯,則構成需要報告的賣家。但是,如果賣家是一個每年在該平臺提供超過2000件不動產出租服務的實體,或者是一個政府機構,或者是一家上市公司,則因構成“排除在外的賣家”(Excluded Seller)而無須報告。
 
  第三個維度,明確了盡職報告相關信息的規則。數字化平臺運營者需要按照以下程序完成盡職調查:(1)根據其自行掌握的或者公開的信息確定“排除在外的賣家”;(2)收集賣家信息,包括個人賣家(Individual Seller)的姓名、常住地址、納稅識別號和出生年月,以及實體賣家(Entity)的名稱、常住地址、納稅識別號和工商登記號;(3)校驗賣家信息以確保其可靠性;(4)確定賣家的居住管轄地;(5)收集出租的不動產信息;(6)數字化平臺運營者應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完成上述盡職調查。完成盡職調查之后,數字化平臺運營者還需要在次年1月31日之前向轄區稅務機關提交報告,報告的內容既包括數字化平臺運營者自身的名稱、辦公注冊地址、納稅識別號等信息,還包括提供服務和出租不動產的賣家信息。
 
  此外,《規則范本》還要求執行規則的參與方采取適當措施,確保數字化平臺的盡職調查、校驗等義務得到有效執行,包括:當賣家不提供相關信息時,要求數字化平臺運營者禁止賣家向用戶提供勞務或者暫扣給賣家支付的報酬;數字化平臺運營者應當保存其采取的盡職調查、信息報告措施記錄至少5年以上,并確保轄區稅務機關能夠獲得這些記錄;參與方應制定行政措施以確保平臺履行盡職調查和信息報告要求;當發生不遵從行為時,比如數字化平臺運營者拒絕提供稅務機關要求的信息,能夠對其給予罰款或其他處罰;等等。
 
  在發布《規則范本》的同時,OECD還公布了《行為準則》,以作為《規則范本》的補充。《行為準則》既包括《規則范本》中已有的一些規定,比如每年向稅務機關報告數字化平臺賣家的有關信息;也包括《規則范本》中沒有的一些要求,比如數字化平臺運營者應當制定幫助賣家履行納稅義務的策略文件,在賣家初次注冊時以及注冊后定期提示其履行納稅義務,稅務機關應當在相關網站或其他應用上提供納稅標準、稅收豁免、費用扣除、記錄保存以及報告要求等信息。
 
  四、幾點啟示
 
  我國零工經濟仍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之中,從運營模式看,既有完全在線下運營的傳統打零工,也有在線上運營的數字化零工經濟新業態。為避免稅收流失和稅基侵蝕風險,應立足我國實際,參考OECD有關新規則,對主要在線下運行的零工活動仍沿用傳統方式征管,同時以夯實數字化平臺信息報告義務為切入點,重點規范線上零工經濟稅收管理。在此基礎之上,適時與其他國家開展稅收情報交換,加強跨境線上零工經濟管理。
 
  (一)完善數字化平臺報送納稅信息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法》)規定,電子商務平臺(以下簡稱“電商平臺”)經營者應當依照稅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向稅務部門報送電商平臺內經營者的身份信息和與納稅有關的信息。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由于《電子商務法》對電商平臺經營者報送信息僅限于原則性規定,稅收法律法規中還沒有具體的規定,對電商平臺是否有義務向稅務機關定期批量報告平臺內經營者相關信息存在爭議。
 
  從OECD的觀點看,《規則范本》要求電商平臺經營者報送信息的范圍很寬,不僅包括電商平臺賣家的信息,還包括電商平臺自身的信息;不僅有賣家名稱、常住住址、納稅識別號等一般信息,還有不動產坐落地、不動產登記號碼、金融賬戶識別碼,以及賣家收入總額、銷售數量等特殊信息,而且這些信息都要求按年度定期報告。我國的稅收實踐與《規則范本》規則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數字化平臺向稅務機關定期報告平臺內經營者的納稅信息,對加強零工經濟稅收管理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是未來我國與其他國家開展國際情報交換、加強跨境零工經濟稅收征管合作的基礎。為此,有必要借鑒《規則范本》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我國電商平臺報送納稅信息的規定。
 
  (二)明確數字化平臺稅收協助的法定義務
 
  除了定期向稅務機關報送電商平臺內經營者的納稅信息,平臺運營者還可以從多個方面協助稅務機關,幫助平臺內經營者遵從納稅義務。具體包括:利用平臺依法進行納稅宣傳,向平臺內經營者提示申報納稅義務,協助稅務機關開展納稅輔導,幫助平臺內經營者正確理解稅法,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扣繳或代征稅款,特殊情況下協助稅務機關執行稅收處理決定,等等。
 
  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有關電商平臺稅收協助義務的規定很少,不夠系統全面。比如,《電子商務法》僅規定,電商平臺經營者應當提示不需要辦理市場主體登記的電子商務經營者辦理稅務登記。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稅務機關依法進行稅務檢查時,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和其他當事人與納稅或者代扣代繳、代收代繳稅款有關的情況,有關單位和個人有義務向稅務機關如實提供有關資料及證明材料,但這種情況只適用于稅務檢查。除此之外,現行法律法規中沒有專門規定電商平臺稅收協助義務的條款。在協助征收稅款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中,只規定支付所得的人或購買方有扣繳義務,如果稅務機關要求電商平臺扣繳稅款,則缺少相應的法律依據。
 
  為充分發揮電商平臺集聚靈活就業人員的優勢,避免線上零工經濟成為稅收監管的灰色地帶,應通過法律法規盡快明確數字化平臺的稅收協助義務。
 
  (三)統一傳統經濟與線上零工經濟的稅收待遇
 
  如前所述,傳統經濟中的零工經濟規模較小,即使稅收監管不到位也并不引人注目。數字經濟背景下,線上零工經濟規模擴大、社會影響面寬,如果稅收征管不到位,很容易引發社會關注,并導致不公平競爭,侵蝕傳統經濟稅基。
 
  規范線上零工經濟的稅收管理,對線上線下各類經濟業態實行基本相同的稅收征管程序,可以有效防范上述問題。但是,現行稅收征管法律制度植根于傳統經濟模式,在應對線上零工經濟新業態方面存在明顯不足。比如,《稅收征收管理法》中的諸多條款只適用于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不能適應以個人提供勞務為主要特征的零工經濟。又如,《電子商務法》規定,對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和零星小額交易活動,雖然不需要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但在首次納稅義務發生后應辦理稅務登記并如實申報納稅。而根據《稅務登記管理辦法》,除非注冊為個體工商戶,個人不需要辦理稅務登記。這樣,在操作層面對從事零工經濟的個人如何辦理稅務登記,就缺少可以適用的法律規范。
 
  為適應線上零工經濟的管理需要,有必要從登記申報、日常管理、檢查評估、處罰糾錯等各個方面對現行稅收征管法律制度體系進行完善,逐步將個人網上提供勞務納入規范的稅收管理軌道。
 
  (四)運用信息通信技術創新稅收管理
 
  無論是要求電商平臺運營者向稅務機關報告納稅人涉稅信息,還是從人力資源、市場監管、金融機構、物流快遞等單位獲取第三方信息,稅務機關收到納稅信息與應稅行為發生之間都存在一定時滯,信息的可靠性、有用性也有待審核校驗。此外,要求第三方報告信息,還會增加電商平臺運營商和第三方機構的工作負擔。
 
  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一種新的促進稅務機關和第三方合作的模式正在興起。在這種模式下,稅務機關把軟件模塊或者信息需求提供給第三方平臺或者軟件開發商,把相關軟件或需求植入納稅人日常使用的自然系統(Natural Systems),如會計、支付、交易等系統。納稅人在處理日常業務時,相關信息同時被傳遞給稅務機關。這些信息可被用于加強稅收管理,也可以被用來優化納稅服務。目前,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已經開始運用這一模式加強稅收征管。
 
  隨著越來越多的零工經濟向線上遷移,5G網絡和云存儲等現代信息通信技術日益成熟,這種新型管理模式的成本越來越低、可操作性越來越強,我國可以考慮適時引入。當然,前提條件是立法機關通過法律,授權稅務機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獲取納稅人相關信息,并能夠采取有效措施確保納稅人信息安全。
四、靈活用工到底能不能解決企業社保和個稅負擔問題
近兩年很流行所謂的靈活用工,很多企業紛紛將員工剝離出去希望以此規避社保的壓力,那么靈活用工究竟能不能解決社保負擔呢?
 
  什么是靈活用工?
 
  這個概念最初來源于境外,現在國內被使用的場景卻非常混亂,如何理解這個靈活?我重點想說說兩種靈活:一種是以雇傭關系靈活為代表的勞務派遣,另一種是以服務形式靈活為代表的勞務外包。
 
  同員工發放工資相比,這兩種靈活用工的特點很明顯,如下表所示,可以從三個角度區分三者:
 
 
 
  勞務派遣的風險與問題
 
  勞務派遣最主要的問題有三個:
 
  1、勞務派遣不能被濫用,按照國家政策規定,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而且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10%。
 
  2、企業切不可同勞務派遣機構合作虛構派遣員工,虛開增值稅發票,偷逃稅款。
 
  3、勞務派遣不能解決社保問題,企業雖然將員工剝離給勞務派遣公司,但勞務派遣公司仍需要按照城鎮職工社保標準給員工繳納社保,并將該部分成本加到服務費中去。
 
  勞務外包的風險與問題
 
  勞務外包最大的問題是兩個:
 
  1、不同于勞務派遣和人力資源外包的清晰界定,勞務外包始終在業務上非常含糊,比如企業將零星工程外包給建筑勞務公司這當然沒有問題,因為工程的工作范圍、成果、標準都較為清晰,網約車司機服務外包給勞務外包平臺公司也沒有問題,每一單業務都簡單而清楚,而現在的勞務外包公司將外包范圍無限擴大,所有的崗位和工種都可以外包,這就帶來了勞務外包的濫用,如果無法清晰界定勞務的工作范圍、成果和衡量標準,可能存在虛開發票的風險;
 
  2、勞務外包平臺公司將勞務從企業接過來,其實是再次外包給個人,最終個人向外包平臺公司開具發票,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里個人應按照勞務報酬還是經營所得繳納個稅呢?按照目前個稅的規定,如果是自然人不設立個體戶,也不辦理臨時營業執照,會被認定為勞務報酬,按照20%——40%預扣個稅,這將使得整個鏈條無法操作。實務中平臺公司要么同當地政府談判強行將自然人提供服務認定為經營所得并享受當地的經營所得核定征收政策,這會引發個稅風險,要么將自然人升級為個體工商戶,但又會造成近交易成本的增加。
 
  總結:企業在嘗試靈活用工時一定要權衡不同方案的利弊,尤其是勞務派遣和勞務外包的風險,避免因為所謂籌劃帶來新的風險。
 
  【問】靈活就業人員能享受哪些社保優惠政策?
 
  【答】
 
  (1)持《再就業優惠證》人員的社保優惠政策
 
  持《再就業優惠證》人員從事靈活就業并向當地勞動保障部門辦理就業備案手續并參加社會保險的,可申領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補貼,市直現行補貼標準為175.03元。靈活就業的范圍為:
 
  1)從事社區公共管理的治安巡防員、社區管理員、出租屋管理員、衛生及計生協管員、社區勞動保障協管員;
 
  2)從事社區居民服務的車輛保管、保潔保綠、家居設施維護、家政服務等臨時性就業人員;
 
  3)從事家庭手工業、工藝作坊,經營小攤檔,到農村承包種養業人員;
 
  4)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務服務的臨時工、季節工、承包工、小時工、派遣工等;對已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靈活就業人員,其社會保險補貼辦法按企業(單位)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補貼辦法執行。
 
  (2)持《失業人員證》人員的社保優惠政策
 
  對持《失業人員證》從事靈活就業的人員,申報就業并參加社會保險的,“4050”人員按照其當年實際繳納社會保險費數額的30%,其他下崗失業人員按照其當年實際繳納社會保險費數額的15%給予社會保險補貼,期限最長不超過3年。
 
  “4050”人員給予其實際繳費額的60%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補貼,非“4050”人員給予其實際繳費額的30%的養老保險補貼。對享受社會保險補貼政策三年期滿或四年期滿仍未實現穩定就業的靈活就業人員,可一次性延長社會保險補貼期限,最長不超過1年。
 
  就業困難人員”范圍包括:“4050”人員、零就業家庭成員、符合條件的殘疾失業人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員、失去土地等原因難以實現就業的人員、縣以上(含縣級)勞動模范、軍人配偶、烈屬、單親撫養未成年人者以及連續失業1年以上的其他人員。
五、法院以這幾個標準判斷,用工籌劃平臺要注意
目前靈活用工平臺借由個體戶或靈活用工的形式,向當前的社保體系發起了“挑戰”,誠然,社保成本相對是比較高的,企業壓力比較大,但是這種用工方式在某種場景中所涉及的發票是不是虛開是關鍵,還有地區財政分配協調,以及注冊登記管理方面的配套,創新有好的一面,脫離實際的創新只是一個借口。小編并不是不支持創新,而是說創新不是一個借口。大家都感覺有問題,但是只是法規不健全,但最終到法院這兒,基本上都逃不掉。比如你相像一下,海底撈的員工,原來是員工,是雇傭關系,現在假設一下,有成千上萬的個體戶(注冊在云南大理假設)在全國各地海底撈工作提供服務,而且是一個公司總包再分包的方式,此時某位同志受傷了,是誰要負責呢?社保誰管呢?盡管很多人不想交社保及公積金。好吧,支持創新,但應持之有度,有事實。
 
  赤峰億家幫辦同城服務有限公司等與北京市昌平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其他二審行政判決書
 
  發布日期:2019-09-03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
 
(2019)京01行終830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赤峰億家幫辦同城服務有限公司,住所地赤峰市新城區八家組團金鈺大都會二期1-4-04012。
 
  法定代表人 于利,執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 李坡,北京廣進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 北京市昌平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區政府街3號。
 
  法定代表人 趙海英,局長。
 
  委托代理人 岳輝,北京市昌平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 鐔春鑫,北京市昌平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作人員。
 
  一審第三人 張丙福,男,1992年9月14日出生,漢族,住河北省南宮市。
 
  上訴人赤峰億家幫辦同城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億家公司)因訴被上訴人北京市昌平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昌平人社局)作出的京昌人社工傷認(2210T0372534)號《認定工傷決定書》(以下簡稱被訴認定工傷決定)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2019)京0114行初277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并于2019年7月29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億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坡,被上訴人昌平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岳輝、鐔春鑫到庭參加了訴訟。一審第三人張丙福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參加訴訟,依法不影響本案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查明如下事實:2018年11月30日,張丙福向昌平人社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并隨附工傷認定申請表、企業營業執照復印件及企業信息查詢單、《聘用協議書》復印件、醫院診斷證明資料、工資單和交通事故認定書復印件、《證明》等11份材料。張丙福在工傷認定申請表中陳述,其系億家公司職工,為美團騎手。2018年7月28日10時30分在送餐途中發生交通事故,醫院診斷結果為左髕骨骨折。根據《聘用協議書》的記載,2018年3月26日,張丙福與億家公司簽訂書面聘用協議,約定合同期限從2018年3月26日至2019年3月26日止,同時約定了勞動報酬的發放、雙方的權利義務、合同關系的確立和解除等事項。根據《證明》記載,張丙福于2018年3月26日起一直在億家公司工作,擔任騎手職務,其月工資為8000元,2018年7月28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未上班工作,向億家公司請假90日,根據億家公司的規定,扣發/停發期間工資共計24000元。該份《證明》加蓋有億家公司的公章。根據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記載,2018年7月28日10時30分,張丙福于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龍德廣場停車場發生交通事故受傷,對方負全部責任。根據醫院入院記錄等診斷證明材料,張丙福于2018年7月28日14時20分入院,系因入院前4小時前騎電動車時不慎被他人倒車撞倒所致,經診斷確診結果為“車禍傷、左髕骨骨折、多處皮膚擦傷”。昌平人社局經審查,認為張丙福的申請符合工傷認定的受理條件,于張丙福申請當日受理其申請,并立即開展調查工作。2018年11月30日,昌平人社局對億家公司作出《限期舉證通知書》(京昌人社工傷調查〔2018〕第58號),并于2018年12月5日向億家公司郵寄送達。億家公司收到該份通知書后,于2018年12月15日向昌平人社局通過郵寄方式提交了該公司的營業執照復印件、法人身份證明、《情況說明》等材料。億家公司在該份《情況說明》中稱,張丙福與億家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并非該公司雇傭的正式工作人員,該公司沒有為其投保工傷保險,該公司在北京天通苑社區開展業務,是受美團公司指派在此臨時開展送餐業務。2018年12月25日,昌平人社局對張丙福和案外人王某進行了詢問并制作詢問筆錄。王某與張丙福在筆錄中均陳述張丙福于2018年7月28日上午10時許發生交通事故受傷,該時段為張丙福上班送餐時間。2019年1月2日,昌平人社局作出被訴認定工傷決定,認為張丙福所受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屬于工傷認定范圍,予以認定為工傷,并于同日向億家公司送達被訴認定工傷決定。2019年1月8日,昌平人社局向張丙福直接送達被訴認定工傷決定。億家公司對該認定工傷決定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依法撤銷被訴工傷認定決定。
 
  一審法院另查明,億家公司登記的住所地為赤峰市新城區八家組團金鈺大都會二期1-4-04012,經營范圍為代賣、代送、代購、代接、代繳、有償幫助服務、餐飲配送服務等。
 
  一審法院再查明,2018年11月28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松山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松山人社局)作出《工傷認定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編號:2018001號),該通知書載明,張丙福于2018年11月28日向該局提交的工傷認定申請材料收悉,根據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內蒙古自治區工傷保險條例實施辦法》的通知(內政發〔2014〕65號)第十三條“注冊登記地和生產經營地不在同一統籌地區的用人單位職工,已參加工傷保險的,向參保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未參加工傷保險的,向發生工傷生產經營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規定,該單位決定不予受理張丙福的工傷認定申請。
 
  2019年5月31日,一審法院作出判決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二款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工傷保險工作。”因此昌平人社局作為昌平區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工傷認定申請,具有審查并作出認定的職責。
 
  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三:其一,昌平人社局是否有權受理張丙福的工傷認定申請;其二,昌平人社局是否具有勞動關系確認權及昌平人社局認定億家公司和張丙福之間存在勞動關系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其三,張丙福所受事故傷害是否符合認定工傷的條件。
 
  對于爭議焦點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人社部發〔2016〕29號)第七條第三款規定:“職工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后,在參保地進行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并按照參保地的規定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應當在生產經營地進行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并按照生產經營地的規定依法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本案中,億家公司的登記注冊地雖未在北京市昌平區,但在其《情況說明》中陳述稱,其公司是受美團公司指派在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社區開展臨時性送餐業務。庭審中,億家公司雖對上述事實予以否認,但并未提交相應證據予以證明,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審法院對億家公司的主張不予認可,對昌平人社局認定億家公司在北京市昌平區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結論予以采信。根據松山人社局作出的《工傷認定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可知,億家公司沒有為張丙福投保工傷保險。億家公司在其《情況說明》中亦承認沒有為張丙福投保工傷保險。綜上可知,在億家公司沒有為張丙福投保工傷保險的情況下,作為億家公司生產經營地的工傷行政主管部門,昌平人社局有權受理張丙福的工傷認定申請并依法作出工傷認定決定。
 
  對于爭議焦點二,職工與所在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系勞動行政主管部門認定工傷的前提條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于勞動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勞動關系確認權請示的答復》中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九條和《工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十八條的規定,勞動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具有認定受到傷害的職工與企業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職權。”因此,本案中,昌平人社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具有認定張丙福與億家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職權。在認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具有勞動關系時,可考慮下列因素:(1)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2)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3)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工作的組成部分。就本案而言。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提交工傷認定申請應當提交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張丙福提供了與億家公司簽訂的《聘用協議書》,億家公司在庭審中對該份協議的真實性認可。張丙福和億家公司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從該協議書的內容看,協議的有效期為一年,有約定勞動報酬的發放、雙方的權利義務(包括張丙福要遵守該公司的所有規章制度,必須按照該公司內部管理制度工作,如有違反會受到相應的處罰)、合同關系的確立和解除等事項。張丙福所提交的加蓋有億家公司公章的《證明》中亦對張丙福的工資等事項予以明確。另,張丙福所提交的工資單亦蓋有億家公司的公章。該工資單雖為復印件,億家公司在庭審中不認可其真實性,但億家公司并未提供反駁的證據,且該工資單能夠與在案的其他證據相互佐證,證明億家公司向張丙福支付勞動報酬的事實。同時,張丙福提供的勞動系億家公司業務的組成部分。綜上,昌平人社局認定雙方之間存在勞動關系,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予以支持。億家公司否認其與張丙福存在勞動關系,但并未提交相關的證據,對其主張一審法院不予認可。
 
  對于爭議焦點三,《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本案中,在案的醫療診斷證明材料、交通事故認定書、案外人王某的詢問筆錄及億家公司出具的《情況說明》等在案材料相互印證,能夠證明2018年7月28日10時30分許,張丙福確在送餐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的應當認定為工傷的情形。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億家公司雖主張張丙福所受傷害不應認定為工傷,但并未在行政程序及訴訟程序中提交相應證據予以證明。故昌平人社局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相關規定,認定張丙福所受事故傷害屬于工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予以支持。
 
  昌平人社局收到張丙福的認定工傷申請后,依法及時受理,審查張丙福提交的證據材料,開展調查工作,制作調查筆錄,對張丙福的申請進行全面審查,并制作、送達了被訴認定工傷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
 
  綜上所述,昌平人社局作出的被訴認定工傷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億家公司的主張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不予支持。一審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駁回了億家公司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億家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本院,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撤銷被訴認定工傷決定,其上訴理由略為:1.上訴人的注冊地和經營地在赤峰,被上訴人沒有管轄權,在作出工傷認定的過程中也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的公司經營地在昌平,松山人社局不受理工傷認定申請并不代表昌平人社局有管轄權。2.被上訴人無權直接認定張丙福與上訴人存在勞動關系,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應當由法院或者勞動仲裁委員會依法認定。3上訴人不認可張丙福向被上訴人提供的工資單,僅憑張丙福與上訴人之間的聘用協議認定二者之間存在勞動關系證據不足。億家公司為美團公司招聘騎手并不代表張丙福與上訴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騎手遵守的是美團公司的制度,且可以自主選擇是否接單,在勞動關系存在爭議的情況下被上訴人沒有直接認定勞動關系的職權。
 
  被上訴人昌平人社局請求維持一審判決,其答辯理由略為:1.億家公司的注冊地在赤峰市,在北京市昌平區生產經營。億家公司未在赤峰市及北京市給其職工張丙福參加工傷保險,松山人社局不予受理張丙福的工傷認定申請。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二款、《北京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規定》第三條以及《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第七條第三款的規定,上訴人具有管理昌平轄區內工傷保險工作的職責。2.在調查取證期間,億家公司向被上訴人提交的情況說明載明“我公司沒有為其投保工傷保險,我公司在北京天通苑社區開展業務”,故上訴人的生產經營地在昌平,被上訴人亦具有張丙福工傷認定的管轄權。3.根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第十二條的規定,在認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具有勞動關系時,考量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適用勞動者,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工作的組成部分,故認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是否具有勞動關系應依據合同的具體內容而非合同的名稱。
 
  一審第三人張丙福在二審期間未向本院提交書面意見。
 
  在法定舉證期限內,被上訴人昌平人社局向一審法院提交了如下證據:1.《工傷認定申請材料清單》;2.《工傷認定申請材料接收憑證》(存根),證據1、2證明昌平人社局接收申請人張丙福的工傷認定申請材料份數及時間。3.《工傷認定申請受理決定書》及送達手續;4.《立案調查審批表》;5.《限期舉證通知書》及送達手續;6.調查筆錄;7.被訴認定工傷決定送達手續,證據3-7證明昌平人社局按照規定,已經嚴格履行了案件受理、立案、調查、作出工傷決定和送達等手續,完全符合法定程序。8.《工傷認定申請表》;9.委托手續;10.工傷認定申請所需其他信息;11.企業營業執照復印件及企業信息查詢單;12.《聘用協議書》復印件;13.受傷職工身份證復印件;14.診斷證明及住院病歷復印件;15.證明材料及證明人身份證復印件;16.交通事故認定書復印件;17.《證明》;18.工資單復印件;19.《工傷認定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編號:2018001號);20.承諾書,證據8-20系申請人張丙福提交,可以證明張丙福是億家公司職工,在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美團站工作,擔任美團騎手。在2018年7月28日10時30分許,張丙福在送餐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后被單位同事李某超送到清華長庚醫院治療,于2018年7月28日到2018年8月6日住院治療,醫院的診斷結果為:左髕骨骨折。21.快遞單及快遞記錄,證明昌平人社局接收單位舉證材料時間。22.授權委托書;23.營業執照復印件;24.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25.《情況說明》,證據22-25不能證明張丙福與單位非勞動關系,亦不能證明張丙福在送餐途中所受傷害為非工傷。
 
  昌平人社局同時向一審法院提交了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如下法律依據:1、《工傷保險條例》(國務院令第586號);2、《北京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規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42號);3.《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人社部發〔2016〕29號)。
 
  一審第三人張丙福在法定舉證期限內,向一審法院提交了如下證據:1.工資表;2.中國建設銀行個人活期賬戶交易明細,證據1、2證明張丙福與億家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在法定期限內,上訴人億家公司未向一審法院提交證據。
 
  上述證據均經庭審質證,一審法院認證如下:昌平人社局提交的全部證據均是在辦理被訴認定工傷決定的過程中搜集和形成,符合證據的形式要求,具有來源合法性、內容真實性及與本案審查內容的關聯性,一審法院予以采納。張丙福提交的證據與本案審查的內容具有關聯性,一審法院予以采納。
 
  上述證據全部隨案卷移送本院。本院查閱了一審卷宗,詢問了各方當事人,經庭審審查核實,本院同意一審法院的認證意見。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關于工傷認定管轄權之爭議。昌平人社局作為北京市昌平區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工傷保險工作。《工傷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應當自受理工傷認定申請之日起60日內作出工傷認定的決定,并書面通知申請工傷認定的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和該職工所在單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人社部發〔2016〕29號)第七條第三款規定:“職工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后,在參保地進行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并按照參保地的規定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應當在生產經營地進行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并按照生產經營地的規定依法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本案中,根據松山人社局作出的編號為2018001號《工傷認定申請不予受理通知書》及雙方當庭陳述可知,億家公司沒有為張丙福投保工傷保險。億家公司的登記注冊地雖未在北京市昌平區,但根據其出具的《情況說明》可知,其在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社區開展業務,故北京市昌平區系張丙福受到事故傷害時億家公司的生產經營地。故根據上述規定,昌平區人社局作為負責昌平區工傷保險工作的行政機關,對于張丙福的工傷認定申請具有依法作出工傷認定決定的法定職權。億家公司關于其生產經營地不在昌平區,昌平人社局沒有工傷認定管轄權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勞動關系認定之爭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于勞動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勞動關系確認權請示的答復》的規定,昌平人社局作為勞動行政部門,具有認定張丙福與億家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職權。參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第十二條的規定,張丙福與億家公司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張丙福與億家公司簽訂的《聘用協議書》中約定了勞動報酬的發放,張丙福有責任遵守億家公司的所有規章制度,必須按照億家公司內部管理制度工作,如有違反工作制度會受到相應的處罰等。該份協議的有效期為一年,且張丙福提供的送餐服務系億家公司工作的組成部分。對于張丙福提交加蓋有億家公司公章的工資單復印件,億家公司并未提供能夠反駁其真實性的證據,張丙福提供的加蓋有億家公司公章的《證明》亦對張丙福的工資予以明確。故在案證據之間能夠相互佐證,證明張丙福勞動報酬系億家公司支付。綜上,昌平人社局對于張丙福與億家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認定,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億家公司關于昌平人社局在勞動關系存在爭議的情況下沒有認定勞動關系職權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張丙福在送餐過程中受到事故傷害,根據在案醫療診斷證明、交通事故認定書、案外人詢問筆錄等證據,足以認定張丙福所受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應當認定為工傷的情形,故昌平區人社局作出的被訴工傷認定決定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對其訴訟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另經審查,昌平區人社局在作出被訴工傷認定決定的過程中。履行了受理、立案、調查、送達等手續,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確認。
 
  綜上,一審法院審理程序合法,判決駁回億家公司的訴訟請求正確,本院應予維持。上訴人關于撤銷一審判決等上訴主張,均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對其上訴請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赤峰億家幫辦同城服務有限公司負擔(已交納)。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王坤
 
審判員 王春光
 
審判員 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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