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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革命根據地創造人鄧子恢
2020-11-18 11:12:38 來源: 作者: 【 】 瀏覽:38次 評論:0
 
1928年,鄧子恢同志參與領導了龍巖縣后田暴動和永定縣溪南區的土地分配斗爭,開始了領導土地革命,創造紅色區域。在這漫長而艱難曲折的斗爭中,鄧子恢作為閩西黨組織和紅軍部隊的主要領導人,在領導閩西革命斗爭中,與毛澤東同志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迎接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入閩
 
1929年2月,鄧子恢和郭滴人等一起,在龍巖縣中甲的一個山村里召開了龍巖縣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會議根據黨的六大決議,確定了“爭取群眾,準備武裝暴動,推翻陳國輝反動統治,實現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的方針。鄧子恢向到會代表介紹了永定暴動情況和溪南區土地分配的經驗。這次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形勢,明確了斗爭方向,振奮了全體黨員的革命精神。
 
會后不久,鄧子恢以閩西特委特派員身份前往白土、大池、小池一帶農村發動群眾,恢復和發展農會組織。
 
3月14日晚上,駐防龍巖的陳國輝旅突然在全城戒嚴,出動大批部隊開往農民斗爭比較激烈的白土等一帶村莊駐防。原來,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的紅四軍從井岡山出發,經贛南來到閩西,擊敗了駐守長汀的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擊斃了敵旅長郭鳳鳴,3月14日一舉攻占長汀。陳國輝在那天晚上宣布戒嚴,就是為了防備龍巖地下黨響應紅軍舉行暴動。
 
鄧子恢了解到這個情況,興奮異常。這時,他接到省委書記羅明來信,省委任命他擔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要他即日趕赴設在上杭附近的特委機關,部署響應紅軍入閩的群眾斗爭。但由于留守井岡山的彭德懷率部撤到了瑞金、于都一帶,紅四軍要前往與之會合;同時,根據前委的計劃,紅四軍要先在贛南打開一個局面,然后再返回閩西游擊,建立紅色區域。
 
鄧子恢一時難以和紅軍取得聯系。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了閩西斗爭情況,請紅四軍再次入閩,幫助閩西特委開展工作。
 
紅四軍前委在贛南接到了鄧子恢這份報告后,決定各縱隊立刻重返閩西戰場。
 
5月19日,紅四軍由瑞金向閩西進發。第二天,紅四軍前委派宋裕和到上杭找到了鄧子恢。宋裕和帶來了毛澤東給特委的信件,告知紅軍正向龍巖前進;贛敵李文彬已經發覺紅軍行動,正由贛南尾追而來,企圖與閩西敵軍合擊紅四軍。因此,要求鄧子恢務于5月22日到蛟洋與他們見面,共商退敵之計。
 
鄧子恢立即召集了特委緊急會議。制訂了一個在閩西各縣騷擾敵人的計劃。特委要求各縣委發動群眾,在各地張貼標語,宣傳紅軍勝利消息,破壞敵人交通、響應紅軍入閩。同時,要求龍巖、上杭、永定、長汀、武平等縣委準備實行暴動,沒收地主及反革命糧食衣物,燒毀契約,宣布抗糧、抗捐、抗稅、抗租、抗債,成立各區革命委員會。
 
部署完畢,鄧子恢于5月22日抵達蛟洋。這時,紅四軍已渡過汀江,擺脫了敵人的糾纏,進抵距龍巖城僅30里之小池。鄧子恢聞訊,立刻轉赴龍巖。5月23日傍晚,見到了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和軍長朱德并隨毛澤東一起前往永定。
 
鄧子恢向毛澤東匯報了閩西幾年來的斗爭情況。毛澤東向他指出,要重視武裝建設,盡快建立起一支政治上堅定、組織上鞏固、軍事上有堅強戰斗力的地方紅軍,這是保證革命勝利,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基本條件。鄧子恢也深感閩西武裝力量薄弱,幾次斗爭都因經不起敵人的武裝進攻而失敗。他向毛澤東要求從紅四軍調一批有才干的軍事干部和武器,加強閩西地方武裝。毛澤東同意了他的要求,不久就調了鄧毅剛等一批干部和武器到閩西地方紅軍,幫助閩西特委建設地方武裝。
 
紅四軍大踏步揮戈南向,直指閩粵邊境。5月25日,永定守敵不戰而潰,敗走上杭。張鼎丞領導的永定地方武裝趁機襲擊反動派,向永定沖殺。戰斗結束后,紅四軍進駐永定。
 
隨后,永定縣革命委員會在群眾大會上宣布成立,張鼎丞任主席。毛澤東向上萬名群眾作了演說。在這同時,中共閩西特委布置龍巖、永定、四鄉農民,在紅四軍幫助下發展武裝斗爭。紅軍撤走后重又退縮回龍巖城里的陳國輝殘部,不敢出城一步。龍巖成了在紅色區域包圍之中的一座孤城。
 
6月初,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決定再次襲擊龍巖,繼續誘敵主力從廣東回援。6月3日拂曉,鄧子恢與三縱隊司令伍中豪、黨代表羅榮桓率領部隊與地方武裝,發動了二打龍巖的戰斗。守城敵軍倉促應戰,棄城向漳平逃竄。打開龍巖后,龍巖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鄧子恢擔任革命委員會主席。
 
紅四軍和閩西地方武裝二占龍巖,使得在東江一帶參加軍閥混戰的張貞、陳國輝大為震驚。陳國輝因為后方吃緊,率其主力沿著閩粵大道急如星火地奔返閩西。
 
紅四軍前委為了全殲陳國輝主力,命令三縱隊及鄧子恢領導的地方武裝撤出龍巖,讓開大路,給敵人留下一座空城。
 
為了進一步迷惑敵人,造成紅軍向江西退卻的假象,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于6月10日進駐通往贛南要隘之連城新泉,待機消滅敵陳國輝在龍巖的主力。與此同時,鄧子恢先行返回龍巖城郊,部署群眾工作,偵察敵情,組織農民武裝,準備配合紅四軍再次攻打龍巖。
 
其時,陳國輝一路順利地返回龍巖,他以為紅軍不敢與之交鋒,已向連城、江西退卻,即在城里舉行“慶功祝捷大會”,通令全體官兵放假3天,狂飲濫賭,日夜作樂。前委決定,全軍從新泉出發,出敵不意再次奔襲龍巖,徹底消滅陳國輝。鄧子恢率領一部地方武裝,隨同一縱隊前進。
 
經過一個上午的激烈戰斗,除陳國輝和少數隨行人員漏網外,全殲第一混成旅。紅四軍第三次攻占龍巖后,鄧子恢領導特委和龍巖縣委發動群眾,清除反革命分子。
 
由于紅四軍和各縣地方武裝在軍事上的不斷勝利,摧毀了國民黨反動政權,基本上肅清了閩西敵人的主要軍事力量。閩西人民從此開始了以分配土地為主要內容的土地革命斗爭。
 
領導閩西土地革命
 
伴隨著紅四軍在閩西的軍事活動,鄧子恢領導中共閩西特委及各縣、區黨組織,迅速開展土地革命。斗爭的浪潮波及龍巖、永定、上杭、連城、長汀5縣,開始形成了以上杭古田、龍巖大池、小池為中心區域的閩西革命根據地。
 
這時,閩西的局面已經大體穩定,為了充分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摧毀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建立各級紅色政權和工農武裝,他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代表閩西特委起草了一個土地革命斗爭的綱領。這個綱領主要有四部分:一、根據一年前永定溪南區土地分配的經驗,制訂了閩西實行土地分配的政策和辦法。二、建立一支地方武裝,縣一級成立赤衛軍,區鄉建立赤衛隊和少先隊。三、在紅色區域內肅清反革命,收繳地主武裝,鎮壓罪大惡極的反動頭子。四、建立各級臨時革命政權——革命委員會,同時廣泛建立和發展農民協會、工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
 
閩西革命根據地各級黨組織按照鄧子恢起草發布的這一斗爭綱領,在紅四軍的幫助支持下,迅速領導人民建立了各級紅色政權和革命武裝,掀起了以沒收分配地主的糧食、土地、焚毀田契、借約為主要內容的土地革命運動。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龍巖、永定、上杭三縣大部分土地已經分配完畢。
 
1929年7月20日,中共閩西特委根據前委的意見,向各地發出通知,確定7月中旬在上杭蛟洋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研究制訂黨的方針和任務,選舉新的特委,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為了加強對大會的領導,紅四軍前委派毛澤東、譚震林、蔡協民、江華、曾志等同志出席大會,代表前委指導會議。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組織到會的代表會前用了一周時間,對閩西的土地、政治、群眾武裝與政治組織、物價、洋貨侵入、工農業破產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代表們推舉鄧子恢等五人為大會主席團。鄧子恢代表中共閩西特委向大會作工作報告。他回顧了閩西從大革命以來各個戰斗歷程。指出閩西黨的領導是正確的,沖破了白色恐怖,勝利地進行了種種斗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在發動組織群眾,舉行武裝暴動,建立農民武裝,實行土地革命,在革命低潮時期有組織、有計劃地退卻等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報告,他贊揚閩西黨組織在領導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斗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了國內外形勢。他指出,在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必須注意堅持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
 
在會議期間,鄧子恢根據代表們的討論意見,為大會起草各種決議。其中他執筆起草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政治決議案》是大會最重要的文件。內容分為“閩西斗爭的前途”、“閩西過去斗爭經驗”和“黨的任務”三大部分。
 
鄧子恢在這個文件里,分析了閩西形勢以及主客觀條件之后,指出閩西黨組織在目前階段的總路線是:“堅決的領導群眾,為實現閩西工農政權的割據而奮斗。”其主要任務是:(一)鞏固并擴大黨的組織;(二)發動并組織廣大群眾;(三)實行土地革命;(四)建立蘇維埃政權;(五)擴大工農武裝。而實行土地革命,使閩西廣大的貧苦農民得到土地,建設斗爭的堅實基礎,尤其是閩西斗爭的主要目標。鄧子恢起草的這份決議案,經過毛澤東修訂之后,得到了與會代表的一致通過。除此以外,鄧子恢還領導制訂了《土地問題決議案》《蘇維埃政權決議案》等文件。其中《土地問題決議案》是這次大會的另外一項重要決策。這個文件是繼《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之后又一份土地革命綱領,它正確地分析了農村各階級狀況,糾正了過去土地分配中的若干偏向,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這些政策,對以后閩西以及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
 
7月25日,大會重新選舉了中共閩西特委。新特委由15人組成,鄧子恢繼續當選為書記。
 
大會尚未結束,蔣介石下令對閩西蘇區的三省“會剿”就開始了。為此,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前于7月29日閉幕,尚未完成的一些議程留待以后討論。
 
同一天,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朱德、陳毅等趕到蛟洋,在文昌閣與毛澤東、鄧子恢等一起召開了前委和閩西特委緊急會議,部署打破敵人的“會剿”。
 
鄧子恢領導的新特委,為了配合紅四軍的行動,研究了留在閩西的一、四縱隊協同作戰的計劃。同時,向全蘇區各地作了布置,組織蘇區軍民反擊敵人的進犯。
 
為鞏固閩西蘇區而斗爭
 
為了消滅根據地內部和周圍地區的國民黨殘余武裝,鞏固閩西蘇區,配合主力紅軍徹底打垮敵人的“會剿”,鄧子恢領導閩西特委早在7月下旬就制訂了一項在長汀、上杭、武平三縣交界地區的作戰計劃。
 
在紅四軍的支援幫助下,武裝斗爭的烈火不僅迅速引向閩西最邊遠的武平縣北部地區發展,而且對上杭守敵盧新銘旅和進攻閩西的廣東敵軍陳維遠部造成了直接的威脅。
 
三省“會剿”之敵在紅四軍和閩西軍民的反復襲擾、內外打擊之下,進退維谷。
 
鄧子恢和特委的同志們要求紅四軍主力部隊幫助地方紅軍攻取上杭,拔去敵人插在閩西蘇區內部的這個頑固堡壘。
 
9月21日,朱德率領紅四軍三個縱隊3000余人,加上赤衛隊、運輸隊、擔架隊,總共一萬余眾,經過幾個小時激戰,全殲守城敵軍。戰斗結束后,鄧子恢、傅柏翠等分別率領閩西特委機關和上杭縣臨時蘇維埃政府入城,展開宣傳工作,指揮部隊捉拿躲藏在城里的四鄉豪紳地主。隨后,成立了上杭縣總工會,分別建立了碼頭工會、工人糾察隊等10多個群眾組織。
 
10月15日至18日,鄧子恢在上杭領導召開了中共閩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總結閩西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以來兩個半月的工作,討論上次代表大會遺留下來的組織、宣傳、職工等問題,確定了閩西黨組織新的斗爭任務。會議認為,閩西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1928年到現在的公開斗爭,在紅四軍幫助下,已經建立了方圓數百里,范圍包括有龍巖、永定、上杭、連城、武平、長汀6個縣的紅色區域,根據地內先后建立了4個縣蘇維埃、50多個區蘇維埃、400余個鄉蘇維埃政權。
 
會議充分肯定了中共閩西一大所制訂的路線和兩個半月以來所取得的成績,提出了閩西黨組織目前的主要任務是:(1)擴大紅色區域;(2)加強地方武裝的組織建設;(3)在上杭建立閩西蘇維埃政府;(4)防止并糾正工農業產品價值的“剪刀差”現象,保障農民的收入;(5)培養黨的干部人才。
 
為了貫徹上述黨的任務,閩西特委還制訂了《關于蘇維埃工作問題決議案》和《關于土地問題決議案》。作為閩西根據地黨的主要負責人,鄧子恢特別重視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強調各級政府必須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大眾謀福利。他主持制訂的《關于蘇維埃工作問題決議案》充分體現了這些思想。
 
10月20日,紅四軍前委根據中央命令,率領第一、二、三縱隊分別從上杭、武平、永定出發,向廣東東江地區出擊,以圖打通閩、粵、贛三省邊境地區的聯絡。毛澤東則留在上杭,隨閩西特委活動。
 
因敵人進攻,10月22日凌晨,鄧子恢帶領特委機關以及一部分傷病員,陪同毛澤東渡過汀江,向白砂鎮轉移。隨后,他們又轉移到位于閩西紅色區中心地區的蘇家坡。在蘇家坡的日子里,鄧子恢一直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工作。他把毛澤東視作師長和益友,虛心地向他學習。有一次毛澤東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子恢同志,你看作為一個領導者,他的責任是什么?”毛澤東說,依我看,領導者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責任在于當好群眾的傳達員。就是說,應當善于總結出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及時反映到黨的領導機關。黨的領導機關就要根據這些意見和要求進行分析研究,找出解決的辦法,然后再由領導者把黨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去執行。
 
鄧子恢聽了,受到很大啟發。他在特委會議上,向同志們傳達了毛澤東關于群眾工作路線的意見,要求大家在實際工作中認真執行。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患病,體質虛弱。鄧子恢請來醫生為他治病,并給他買了牛奶、白糖,對毛澤東的生活非常關心。
 
1929年11月下旬,紅四軍出擊東江返回閩西之后,前委根據中央9月28日指示信(即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并派專人來到蘇家坡,迎接毛澤東返回紅軍主持工作。
 
一個月以后,鄧子恢在蘇家坡接到了毛澤東從古田送來的一封信。信中說紅軍根據新的斗爭形勢,即將離開閩西開赴贛南,通知他前去會面,研究今后的工作安排。12月29日,鄧子恢趕往古田找到了毛澤東。鄧子恢這時已經知道,國民黨開始了對閩西蘇區的第二次“會剿”,蔣介石仍委任金漢鼎為總指揮。
 
毛澤東向鄧子恢分析了敵情,認為根據敵人的兵力部署和動向,這次“會剿”的主要目標是對付紅四軍。因此,前委決定紅四軍立即跳到敵人外線去,向贛敵金漢鼎之后方出擊,迫其回援贛南,從而打亂敵人的部署,粉碎蔣介石的第二次三省“會剿”。
 
鄧子恢向毛澤東表示,他將積極領導閩西軍民配合紅軍主力,堅決打擊來犯之敵。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紅四軍撤離古田回師贛南,“會剿”紅軍之敵失去了進攻的目標。金漢鼎為了保全其江西后方陣地,開始撤離閩西。同時,福建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了武力對抗的局面。
 
1930年1月下旬,鄧子恢、鄧毅剛、阮山等指揮閩西地方紅軍趁勢收復龍巖、永定,迫使敵軍退居適中一線。從此,閩西革命根據地開始了一個鞏固發展的新時期。
 
建立第一個閩西工農政權
 
1930年2月初,閩西特委在龍巖設立了閩西蘇維埃政府籌備處,向各縣頒發了《閩西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代表選舉條例》,號召群眾為建立一個自己的權力機關而積極行動。
 
與此同時,鄧子恢領導召開了中共閩西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制定并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決議案》《關于工人問題決議案》等重要決議案。會議著重研究了土地問題,認為土地問題是目前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中心問題。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農業收入;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爭取廣大貧苦農民投入革命,鞏固紅色區域。會議認為,雖然去年中共閩西一大在毛澤東指導下制訂了正確的土地政策,但經過半年的實際工作,發現有一些具體問題還須進一步解決。
 
鄧子恢領導大家認真研究了群眾的這些合理意見,并對過去土地政策中某些不合理的規定作了補充修改,盡量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會議重新修訂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對閩西土地分配中的遺留問題作了補充規定。
 
中共閩西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解決了進一步發展、鞏固革命根據地所必須解決的問題。1930年3月18日,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龍巖召開。會上,討論并通過了《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還通過了有關軍事、經濟、文化、建設等項重要決議,為鞏固和發展閩西革命根據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斗爭目標。
 
大會選舉了鄧子恢、張鼎丞、盧肇西、郭滴人、陳正等35人為閩西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推舉鄧子恢為政府主席。
 
鄧子恢擔任第一屆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后,集中主要精力領導了蘇區的軍事斗爭、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他根據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的決議,調集紅十二軍先后向漳平永福、龍巖適中一帶出擊,同時向武平、上杭、長汀邊境地區發展,擴大紅色區域。這一系列軍事行動,基本消滅了閩西紅色區域內的大股的民團土匪武裝,解除了敵人對蘇區的武力威脅,鞏固了蘇區紅色政權。
 
在領導龍巖縣開展土地革命的過程中,鄧子恢發現了一個問題:還在去年夏收早稻登場的時候,農業生產雖然普遍豐收,但由于糧價猛跌,一般農民在經濟上受到很大損失,嚴重影響了蘇區農業經濟和農副產品市場的發展。而今夏收季節又將來臨,鄧子恢與縣委干部一起到農村調查,研究解決“谷賤傷農”的嚴重問題。他要求新生的閩西蘇維埃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糧價暴跌,維護翻身農民的利益。經過反復調查研究,鄧子恢和龍巖縣委決定組織糧食調劑局,由調劑局向各地富農借款,用借得之款限價收購糧食。同時,著手籌備工農銀行,發行紙幣,把其中一部分貨幣借貸給農民,以向糧食調劑局購買平價糧食或應付急需。6月14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布了由鄧子恢簽署的第十五號布告,指示各縣立即在各區鄉成立糧食調劑局,爭取在夏收登場時做好調劑收購糧價的工作,提高農民購買力,繁榮市場,發展蘇區經濟。
 
1930年6月初,紅四軍按預定計劃返回閩西,與其他兄弟部隊會師。6月中旬,紅四軍前委與閩西特委在上杭南陽召開聯席會議,總結創建革命根據地一年多來的經驗。鄧子恢代表特委向會議報告了閩西的工作,介紹了閩西在土地革命中創造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這一重要原則。毛澤東和與會的同志們對于鄧子恢所匯報的閩西工作經驗極為重視,肯定了閩西黨組織在領導土地革命斗爭中所取得的成就。
 
南陽會議期間,鄧子恢根據會議討論的內容,執筆起草了兩個決議,即《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這兩個決議經毛澤東修改之后,獲得了會議的通過。《富農問題》總結了閩西土地革命的基本經驗,充分肯定了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同時,也指出了過去政策上的某些不足,明確規定:“應該于‘抽多補少’之外加上‘抽肥補瘦’一個原則。”另外,還規定了其他有利于蘇區經濟發展的財政經濟政策。但在同時,由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傾向已經在黨內逐漸增長,《富農問題》也不免受到影響,作出了“左”傾的規定。
 
《流氓問題》決議在分析了流氓成份的來源、階級地位及特性之后,也提出了黨對于流氓的正確策略。
 
南陽會議之后,毛澤東專門邀請鄧子恢到長汀,向正在那里集中整編的紅一軍團介紹了閩西土地革命的經驗。閩西蘇區在以鄧子恢為首的特委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下,1930年上半年得到了迅速發展。根據地縱橫300里,人口近百萬;建立了黨的8個縣委、53個區委、546個支部,擁有1萬左右黨員;成立了6個縣、60多個區、597個鄉的蘇維埃政府,形成了1926年以來閩西革命局面的全盛時期。
 
但是,1930年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統治了中央領導機關,推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政策,從而破壞了這一大好局面。
 
7月8日至20日,中共閩西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召開。在這次會議上,福建省委代表向閩西特委布置了根據中央命令而確定的任務:“集中一切力量,擴大斗爭到廣東去,首先奪取閩粵桂三省政權,爭取全國革命勝利。”鄧子恢和張鼎丞鑒于過去的教訓,開始認識并抵制立三“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方針,在會上對于中央的指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建議先集中紅二十一軍消滅閩西蘇區及周圍地區的殘匪,鞏固蘇區然后逐步向漳州、廈門等附近地區發展。但被執行立三錯誤方針的同志扣上了“新右傾”的帽子。會議的結果是通過了以立三“左”傾錯誤思想為指導的《政治任務決議案》。這個決議錯誤地指責鄧子恢主持下的閩西特委在過去的一年中,由“受四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影響”,犯了“富農路線”右的錯誤,從而完全否定了毛澤東、鄧子恢領導下召開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所制定的正確方針。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共閩西第二次代表大會改選了閩西特委,撤銷了鄧子恢特委書記職務。同時,閩西蘇維埃政府于7月15日舉行了執委擴大會議,改選政府成員,鄧子恢又被免去了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職務,改任經濟部長,兼任中國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政治委員。同年10月,鄧子恢被調離閩西,擔任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派往沿海地區開展農民運動。
 
從1928年至1930年,鄧子恢和張鼎承等同志領導閩西人民進行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他們在以毛澤東為首的前敵委員會領導下,制訂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創立并鞏固了擁有近百萬人口的紅色區域。在短短的時期中就能勝利地發展革命戰爭,推翻反動統治,在縱橫300里的地區內解決了土地問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武裝了人民和發展了群眾組織, 使得這塊根據地不斷發展,成為中央蘇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19年3月,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同年7月,以省委巡視員身份被派往莆田、福安、連江、漳州等地指導游擊戰爭及農-動。民國21年7月后,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兼財政部長、代理土地部長、國民經濟部長等職。
  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奉命回閩西,與張鼎丞、譚震林等,領導閩西南紅軍游擊隊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粉碎國民黨多次“清剿”,贏得三年游擊戰的勝利。民國26年7月,為貫徹黨中央“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方針,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代表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同閩西國民黨軍政當局舉行多次談判。談判中,他堅持原則,一再重申共產黨合作抗日的誠意,挫敗國民黨妄圖破壞談判、消滅紅軍游擊隊的陰謀,使談判獲得成功。
  民國27年3月1日,與張鼎丞、譚震林率領由閩西南紅軍改編的新四軍二支隊,離開龍巖開赴蘇皖抗日前線,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兼-部長。皖南事變后,重建新四軍,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勝利后任華東局第三書記兼華中分局書記。民國37年后歷任中原局第三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華中局第三書記兼軍區第二政委。
  建國后,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翌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曾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
  建國后,曾四次率工作組回龍巖調查。1953年11月、12月間,首次回巖調查農村情況,宣傳黨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針。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提出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不宜過快,要求不能過急的意見,被錯誤地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批判。1956年10月,第二次回巖調查,到東肖、西陂、鐵石洋等地考察農村情況,先后接待了群眾來訪七百余人,處理群眾來信一千多封,召開了十幾個座談會,并在東肖進行撤區并鄉試點。中央批轉他的撤區并鄉工作報告,肯定了他的經驗。
  1961年4月,他出席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后,第三次回巖調查,先后到東肖、湖邦、曹溪、小池、城關等公社和許多生產隊,召開各種座談會,到田頭察看莊稼,到農村食堂詢問社員吃飯問題,向干部宣傳中共中央《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件(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宣傳四固定和三包一獎,搞定額到田,層層包工,建立種種生產責任制。回北京后,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就恢復農村經濟、鞏固人民公社提出停辦公共食堂,適當增加社員自留地,實行三包一獎責任制,縮小社隊規模等鞏固集體經濟的十條意見,受到中共中央重視。1961年10月28日,第四次回巖,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小隊問題作試點調查。11月7日他在龍巖地、縣、公社干部大會上作關于“大包干”問題的報告,針對某些干部認為基本核算單位下放是倒退的錯誤思想,闡述了要以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為前進或倒退的衡量標準,并明確指出自留地是集體經濟的補充,任何一種社會經濟都不可能一下子清一色,人民公社以集體所有制為主,同時允許社員留一點自留地,開一些荒地,搞一點家庭副業。他認為,自留地是自己種自己吃,自產自銷,一不剝削人,二不投機倒把,三不放0,不能叫資本主義。
  鄧子恢對農民懷有深厚感情,他曾說過:“中國的農民是最務實的,要注意保護農民的利益,反映他們的疾苦,關心他們的生活。”他回巖調查期間,每次出發之前,保衛人員為了他的安全,都要攜帶茶水,他勸阻道:“過去游擊戰爭時代,群眾冒著生命危險給我們送米、送鹽、送菜。今天,如果我們不喝群眾家里的水,他們心里多難過呀”!他住在龍巖地委招待所,每天來訪群眾很多,他親自交待傳達室的同志:“不論什么時候群眾來了,都要讓他們進來”。對群眾來訪,他都耐心傾聽,并勉勵大家樹立信心,克服暫時困難。
  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經廣泛調查研究后提出的支持包產到戶的正確主張被當作“修正主義綱領”,受到嚴厲批判,會后還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央農村工作部。1965年1月,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文革”期間,他遭到林彪四人幫集團的迫害,于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12月14日,黨中央在北京為鄧子恢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董必武致悼詩一首:“崛起閩西有俊聲,肯挑重擔任批評,忠于革命忠于黨,應是毛公好學生。”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為鄧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說:“中央認為:鄧子恢同志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造人之一,是我黨領導的農-動的卓越領導者,在創造閩西革命根據地,在農村工作方面有過巨大貢獻,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他對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一些重要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大都是正確的,過去黨內對他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復名譽。”
  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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